
从资金成本来看,《2018年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消费金融而言,同业拆借资金成本约为3%—5%;银行间ABS资金成本约为4%—6%;银行助贷成本约为7%—9%。不过,从目前来看,同业拆借与银行间ABS在消费金融公司较为吃香。业内人士透露,持牌消费金融增资主要是受监管所致,根据监管规定,消费金融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但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成立早期,除招联消费金融与中邮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20亿元和10亿元之外,其余消金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都相对较低,这就有了当下的“增资潮”。
18起案件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操纵市场、老鼠仓等多种违法行为,主要特点有:一是从案件类型上看,屡查屡犯主体的违法行为呈现多项违法复合杂糅的特点。有的曾因内幕交易、超比例持股等违法行为被我会行政处罚,此次又因涉嫌操纵市场和信息披露违法被我会调查。二是从组织模式看,涉案主体集团化、职业化趋势明显,在资金、操作、决策端设置专人专岗,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的在多地设置多个操纵窝点,通过中介筹集资金、账户,甚至勾结上市公司实施信息操纵。三是从行为特征上看,屡查屡犯主体规避调查手段更加隐蔽,有的涉案主体内部口头传授规避调查“行为规范”,刻意掩饰违法活动,调查取证面临更大挑战。
A股牛市初期流动性宽松、后期基本面改善。回顾历史,A股牛市初期流动性往往宽松,看似牛市启动无需基本面,但拉长来看,整个牛市期间A股盈利明显改善,最终业绩增长驱动股市走得更远。1996年以来A股经历了4轮牛市,分别为1996/1-2001/6、2005/6-2007/10、2008/10-2009/8、2012/12-2015/6,期间上证综指指数年化平均涨幅为85.9%,EPS为3.1%、PE为96.8%,看似估值比业绩对股价的贡献大。造成这种牛市不需要基本面的假象是因为行情与基本面并未同步对应,历史经验表明政策底》市场底》业绩底依次出现,A股牛市启动往往源于政策底部出现,市场预期盈利好转(详见《借鉴历史:政策底》市场底》业绩底-20181028》)。在1996/1-2001/6期间,上证综指从512点涨至2245点,指数涨幅为338%、EPS为33%、PE为230%,这轮牛市行情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996/1-1997/5,期间主导产业家电归母净利累计同比从96Q2的9.5%升至97Q4的36.9%,当时背景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家电产品引领消费升级;第二段是1997/5-2001/6,期间主导产业电子归母净利累计同比从98Q2的-46.9%升至99Q4的156.1%,当时全球互联网浪潮下科技股迎来戴维斯双击。在2005/6-2007/10期间,上证综指从998点涨至6124点,指数涨幅为513%、EPS为88%、PE为226%,期间A股归母净利累计同比从06Q1最低的-14.0%升至07Q1最高的80.7%。在2008/10-2009/8期间,上证综指从1664点涨至3478点,指数涨幅为102%、EPS为-25%、PE为168%,当时的背景是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为此我国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底出现后市场开始走牛,在牛市后期A股业绩逐渐好转,归母净利累计同比从09Q1最低的-26.2%升至10Q1最高的61.4%。在2012/12-2015/6期间,创业板于2012年12月率先启动牛市,上证综指在14年7月开始爆发,期间表现最突出的是创业板,创业板指从585点涨至4037点,指数涨幅为590%、EPS为49%、PE为362%,对应创业板归母净利累计同比从12Q4的-8.6%升至16Q1的62.9%。在2013/06-2015/06期间,上证综指从1849点涨至5178点,指数涨幅为155%、EPS为0%、PE为154%。总体上,A股牛市诞生往往伴随流动性宽松,后期牛市行稳致远还需要基本面支撑,历史经验显示市场底往往比业绩底早出现,这就意味着向好的业绩往往姗姗来迟,而并非牛市不需要基本面。
据报道,在防卫费分担谈判中,美国继续抛出“免费搭车论”,要求韩方大幅增加防卫费分担额。此前美国媒体还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韩国增加1倍的防卫费分担额。报道称,目前,韩国每年的防卫费分担额约达9602亿韩元,而美国要求韩方将防卫费分担额增加到1.8万亿韩元。对此,韩方要求美方提出合理的上调案并改善相关制度。
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今年以来多家“巨无霸”企业首发上市时,都遭遇了类似的发行规模缩水情况。“若以最初45.99亿股的规模进行发行,(中国)人保的募资规模将可能达到百亿元,这将形成明显的抽血效应,对目前脆弱的A股行情带来明显的影响。更何况,在多方监管喊话的情况下,A股行情才有明显的恢复,人保的发行更会谨慎。”上述券商投行负责人说。
“‘我们的海洋’大会达成了370项承诺,估计总价值至少为5830亿挪威克朗(约合4467亿元人民币)。”挪威外交部长伊娜·埃里克森·瑟雷德透露。不仅是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由上而下地推动,挪威的普通公民越发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保护的迫切,并积极付诸实际行动。